第一种,是心理学上的,强调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,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,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,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、个别的、轻微的过错,如果对这种行为视无睹或不及时制止,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,就极有可能演变成“千里之堤,溃于蚁”的恶果,所以古人说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,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第二种,就是经济学上的,认为破窗理论是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,也就是“损害有益”之说。因为这是违反常识的,正常认为玻璃窗碎了需要花钱重新购买是坏事情,但在这种破窗效应下,消费促进了社会经济,使得消费链条上很多人得益,是好事情。 参与太学之会的众人,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 “我咋觉有点不对劲?” 在旁边偷听的外国留学生们,总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。 姜星火说的,明显就有点问题,但他们偏偏说不出来,到底哪里有问题。 其实这里的问题就是,打碎玻璃窗虽然促进了消费,但原本生产玻璃的劳动力完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,打破玻璃再生产消费,整体社会总收益不变,而同样的劳动力用来生产其他物品,同样会使社会整体收益增加,算总帐的话,还是减少的。 但实际上,在经济学上,并不仅仅是算加减法这么简单,这个问题还要复杂得多。 且不论是否把碎玻璃的损失核定为另一种意义上的“财富”(即如同把债务视作财富一样),破窗效应这个概念追溯源,其实讲的是经济学的需求理论,即短期经济中,需求可以对产出形成显着影响,宏观调控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,其实就是这个道理,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,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来说,这种作用将相当不明显。 而姜星火选择“破窗”为题,用意就在这里了。 在解释完这里面的关隘以后,姜星火复又问道。 “所以诸位觉得,破窗是好是坏?是该防患于未然,提防风起于青萍之末,还是任其破窗,不破不立、大破大立?” 破窗,即破题。 今天或许有很多辩题可以讨论,但其实最关键的,便是世风、学风这两个事,而“破窗”一题,开题延伸到此处,便足以涵盖了。 而针对这个问题,作为反方一号辩手的胡俨,这时候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答案。 他不愿意被姜星火牵着鼻子走,因为胡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,一旦顺着姜星火的思路说下去,就会被带到新的领域,然后被降维打击。 所以,胡俨反其道而行之,反问道:“为何要用玻璃窗呢?” 汪与立、杨士奇等人没说话,这场辩论注定很长,有的是他们上场的机会,但此时,却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胡俨的反应。 因为顺着胡俨的思路,他们发现了如何有效对付姜星火。 那就是把辩题,拖入到他们最擅长的领域。 果不其然,胡俨马上说道:“玻璃窗固然比纸糊窗坚固,可多糊几层、用篾条封住,总是有办法的,活人固然不能被冻死,可高中二甲与窗明几净心情舒畅,倒也未必有多大关系,而今之世风,便如王叔明之茅屋.人生而静,天之也,夫物之人无穷,而人之好恶无节,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,人化物也者,灭天理而穷人者也,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,方有作之事。” “我想说的是。” 胡俨跪坐在地上,郑重以对:“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?” 这里的玻璃窗,其实指的就不是玻璃窗本身了,而是被胡俨拖入到了一个儒家经典辩题里,叫做“理之辨”。 程朱理学重视理之辨,把理与截然对立,强调革尽人才能复尽天理,譬如北宋程颐就说“人心私,故危殆;道心天理,故微,灭私则天理明矣”,南宋朱熹在《朱子语类·卷十三》理也说“人之一心,天理存则人亡;人胜,则天理灭,未有天理人夹杂者”.程朱理学的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超出常生活需要的求,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,并以此恪正己心,追求内心世界的丰盈。 而跟这个观点唱反调的就是以永康、永嘉学派的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,譬如叶适干脆奚落理学,说“以天理人为圣狂之分,其释未也” 虽然刚才胡俨取材的那段《礼记》里面已有把“天理”与“人”对立的倾向,但“断章取义——取自不要断章取义”还是经典的,《礼记》里还有句话叫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存焉”,或者说《礼记》本身并不否认物质望的合理。 总之“理之辨”在先秦儒学里,是没有那么“非此即彼”的二极体思维的,甚至到了汉唐,也是有“以理节”、“存理灭”、“理存于”三种见解并存,譬如西汉董仲舒主张“圣人之制民,使之有,不得过节;使之敦朴,不得无”,西晋裴頠主张“不可绝”,把足人们物质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。 实际上,是直到宋代,儒学叠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,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。 而“理之辨”,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。 “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?”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,而是问的今众人,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望吗? 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,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。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,或是工人,亦或是农人,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,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。 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,这些思想界、学术界的英们,这个问题,就非常有意义了。 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,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,但发展经济,随之而来的,就是对传统的、相对“淳朴”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。 “诚如国师‘破窗效应’所言,越来越多的物,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,若是今不严防死守,堵住窗户,而是任其所破,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,一切就都晚了.到了那时候,哪怕想要补救,怕是都悔之晚矣。” “理之辨”,这个辩题的出现,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。 而对于这个程朱理学信徒们胜率非常高的辩题,姜星火也并非毫无准备。 看着孔庙,姜星火抬起头,开始请神。 很快,在他脑海中的诸多思想家中,出现了三个身影。 ——明末三先生,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。 来吧,就是你们了! 第515章 理 理之辨,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神生活望之间关系的争论,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。 不过由于今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,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,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,并不急着用“破窗”来论证些什么,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。 解缙沉剎那,一马当先道:“好荣恶辱,好利恶害,是君子、小人之所同也。若夫目好、耳好声、口好味、心好利、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者也,故此不可去,应养人之,给人之求。”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,姜星火相当意,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,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,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。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,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望,认为物质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。 实际上,理之辩渊源于先秦,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,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,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进行二极体对立。 反方辩手这边,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。 实际上,实力最弱、资历最浅的杨敬诚,刚才也有这个觉悟,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,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,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,他肯定掉链子,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,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,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,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。 “此言谬矣。”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,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,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,但很快,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。 “《论语·尧曰》有言,而不贪,君子谋道不谋食,‘好荣恶辱、好利恶害’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,但君子所寻,又岂能与小人相同?” 高逊志眉一挑,不漏声地看向汪与立。 好你个老小子,我们中出了叛徒!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。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,为何二人会如此?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。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,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,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,上百年来开枝散叶,积攒了不少家底,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,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,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,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。 在南宋时期,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,与永康、永嘉学派同气连枝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的事功之学,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,则与理学、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,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。 但随着世事变迁,南宋时期实学、心学、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,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,永康、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,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,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倒了心学、实学,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,也就是官学。 因此,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,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,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,变成了理学偏左。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、心学、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,金华学派因为不够进,所以经常被永康、永嘉学派狂软弱;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,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,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、实学,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偏,道统不纯。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? 而在“古今王霸义利”三辩后,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,世事易变,金华学派这艘大船,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,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,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,重回实学旗帜下,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。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,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,而不是孟子的,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,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之辨的对立观点。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,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。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,高逊志马上出手了。 “天理,人,相对也。所谓‘正其道不谋其利,修其理不急其功’,道之所在,岂能混淆?”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,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,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,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,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。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,确实要有所顾虑,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,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。 高逊志的观点,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,强调大道和天理,轻视功利和物,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,才能防止人心生。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:“先圣有言,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让生于有余,争生于不足,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的道理?夫饥寒并至,而能无为非者寡;然则温并至,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,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,恐怕也得被冻死吧?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,而要我看来,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,还需要玻璃窗!整个大明百姓,都需要一扇玻璃窗!”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,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望了。 “不可,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,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?”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:“苟存无,则虽赏而不窃;私苟行,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,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?” 嗯,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“象牙筷定律”。 殷纣王即位不久,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,贤臣萁子说:“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,要配犀角之碗,白玉之杯。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粮,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。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葛短衣,住茅草陋屋,而要衣锦绣,乘华车,住高楼。国内足不了,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,我不为大王您担心,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,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。” 果然,故事的最后,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,益收狗马器物,充仞室,以酒为池,悬为林,使男女倮相逐其间,为长夜之饮,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,亡其国,自身赴火而死。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,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,和民间龙骨的收集,也难以考证了,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升级的故事。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,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.人心就是如此,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,世人的贪都是这样,也就是所谓的“得寸进尺”、“得陇而复望蜀”,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。 而对于君王的贪来说,则更为可怕,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,没有人可以阻止他,《诗》云“商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,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,因为这都是理之辨的老套路了,祭出“象牙筷定律”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。 这时候,张宇初忽然开口道:“夫与喜怒哀乐,皆之所有者,喜怒哀乐,又可去乎?”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,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。 因为理之辨,归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,而只要是人,就有望,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,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,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望,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,也做不到这一点。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无可非议,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,同样不是恶,也不可除,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“非礼勿视”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。 眼见正方避战,开始回避话题,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。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:“存天理,灭人,明道先生(程颢)有言:吾学虽有所受,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,父子君臣,天下之定理,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 实际上,自北宋开始,天理和人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,宋代天理人之辨发端于张载,成立于二程,至朱熹而集大成,在这个命题上,二程是高度统一的,他们都把“理”或“天理”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,把它视为宇宙的本原则。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:“不是天理,便是私!无人即皆天理,所谓‘与喜怒哀乐,皆之所有者’大谬矣!君子慎独,陈明本心,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,人有何不可去除?”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:“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,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,故此,天理人不容并立,天理存则人亡,人胜则天理灭,应革尽人,复尽天理,方显道心。” 说罢,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。 看看,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。 什么“好荣恶辱、好利恶害,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”.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?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?革尽人,复尽天理才是正道。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,天理和人是高度对立的。 lt;div style=quot;text-align:center;quot;gt; lt;scriptgt;read_xia();lt;/scriptgt;dXsZxEdU.cOm |